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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荫桓、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[1]

无论从政治史还是思想史的层面，近十多年来学界对康、梁及戊戌变法的研究都是比较充分的。茅海建教授近年的相关研究，在史料的发掘、梳理和史实的辨析方面，尤有值得关注的贡献；[2]同时也出现了活跃的争鸣与讨论。[3]总体而言，随着档案文献的深度利用，康、梁在政变后的“作伪”以及一些以讹传讹的陈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。当然，这并不影响对有关问题的重新审视。

目前学界对康有为取得光绪帝赏识和信任的过程似乎并无太多异议。一般认为，康氏戊戌年的骤然进用虽与高燮曾、徐致靖、李端棻等官员向清廷保荐有关，但是，户部尚书、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举荐更为关键。对此，康、梁在政变后屡有申说，清廷上谕也言之凿凿；虽然翁氏在日记中极力否认，但大部分学者对其申辩并不同情（因日记曾有删改）。因此，翁同龢“荐康”说几乎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。[4]但是，另有说法认为，真正向光绪帝举荐康氏的并非翁氏，而是康有为的同乡、户部左侍郎、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（号樵野）；不能以政变后清廷有过张“非康党”的上谕，就忽视对张、康关系的研究。对此，何炳棣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撰文指出，“翁、康关系如何先不论，荫桓之荐有为，则无可疑者”，“荫桓引有为戮力改革，实隐然为变法之领袖，非荫桓之先启沃君心，则变法之计不能遽入”。[5]到了90年代，随着张氏戊戌日记稿本的披露，王贵忱、苏晨、范耀登、李吉奎等再次论及张荫桓与荐康的关系。[6]然而，或因翁氏“荐康”说的长期影响，学界对此说很少有积极的反应。

康有为在戊戌年能够得到光绪帝的赏识，究竟得益于翁的举荐，还是张的推介，事关戊戌政局之机杼。这个问题值得重新考量。以往研究无论持翁氏“保康”之说，还是张氏“荐康”之论，大多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判断和理解，难免各持一端。笔者以为，欲厘清这桩扑朔迷离的近代公案，必须重新梳理甲午到戊戌期间康、张、翁三人之间的真实关系；需要考虑到当事人后来推诿责任、窜改毁弃文献、隐讳与夸大事实的种种倾向，以及政变前后清廷高层派系斗争的政治背景等因素。概言之，翁氏“荐康”说的兴起与张氏荐康史实的隐没不彰，除了康、梁“作伪”的因素，还要从政变前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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