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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四

导致鲁迅把投枪投向邵洵美的，完全由于邵洵美自己。

1933年8月，在邵洵美的《十日谈》第二期，他写文批评“文人无行”。他和梁实秋的观点一样，认为文学是属于“有产的少数人”的，即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，大多数人永远是蠢的，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。穷小子而要登上文坛，就必然“在文坛里胡闹”了。

邵洵美文章中的这些话激怒了当时的鲁迅。用鲁迅的话说，是邵洵美“飘飘然的论起‘文人无行’来了”。用大富豪的口气，去奚落贫穷的文人。于是，鲁迅写了多篇文章，例如《各种捐班》《登龙术拾遗》《帮闲法发隐》等予以回击。其实，鲁迅的文章发表后，也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不同意见，认为“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”。

当然，鲁迅对邵洵美的论点还另有一些背景。此前，早在1930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（简称“左联”）成立大会，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，他开始不停顿地向上海的右翼文化阵线如新月派的作家发起了论战。此时，上海新月派文人一个一个像候鸟似的飞走了：胡适1930年11月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，梁实秋在1930年秋去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，徐志摩在1931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。新月派是鲁迅论战的死对头，既然新月派的头面人物如胡适、徐志摩、梁实秋等人都远走高飞了，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字辈的邵洵美就水落石出，一下子暴露在鲁迅的论战范围之内了。

在上海，鲁迅和邵洵美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。1933年2月，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，邵洵美自己出钱，在上海功德林饭店订了一桌素菜席，送到宋庆龄的府上，宴请萧伯纳。当时，参加这次宴席作陪的就有鲁迅以及蔡元培、林语堂等人。宴席结束后，又举行了一些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见鲁迅回去时没有车，邵洵美就用自己的汽车把鲁迅送回了家。

然而，这次事情过去半年后，邵洵美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文人无行》的小文章，鲁迅开始就邵洵美的这篇《文人无行》的小文章而持续写文章对邵洵美接连大加呵斥，说邵洵美是无耻的“富家儿”，“开一只书店，拉几个作家，雇一些帮闲，出一种小报”，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。

鲁迅写文章直指邵洵美的这场文坛官司，好多人都写过，而且，鲁迅写的这些直指邵洵美的文章都收到了他的文集里，很容易看到，而邵洵美写的那篇《文人无行》的小文章，到现在也可以看到了。邵洵美的《文人无行》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“左倾”文人，比如“……游学几年，一无所获，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，编张报屁股，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。……离开学校，没得饭吃，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，一方面正需要宣传，一方面则饿火中烧：两情脉脉，于是一个出钱，一个出力，办个刊物捧捧场。”不过，对于鲁迅接连著文的呵斥，邵洵美并没有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，其中的缘由不得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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